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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框架完美地适用于美国经济。2023年，美国国内净储蓄率为负值，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3%，而二战后的平均水平为6.4%。这种情况只出现过一次：在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及其之后。这导致了一个政治上令人不安的贸易结论：与国民收入特性相一致，储蓄短缺的美国存在巨额外部赤字。2023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相当于本国GDP的3%，商品贸易赤字相当于GDP的3.9%，分别比战后平均水平1.3%和1.7%高出一倍多。

罗奇最后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一结论曾是被公认的真理，但现在却被有些国家认为是“异端邪说”。美国贸易政策的混乱——试图解决由储蓄驱动的贸易赤字，深陷国家安全的偏执，其行为和执念可能会让世界变得更糟糕。

文章指出，贸易冲突让华盛顿得以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政治攻势。其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不仅引发了一场科技战，过度的恐华情绪也增加了其他风险。此外，美国刚刚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新一轮所谓的“301条款”关税，主要涉及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等行业，而这些行业是美国几乎没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明显之际，这将损害美国的绿色能源目标。该措施也充满了虚伪，因为美国在抱怨中国对其可再生能源项目补贴的同时，却忽略了美国长期以来为新能源公司提供的慷慨补贴。

文章作者、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指出，美国政府这种指责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几乎一入学就被教导要尊重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前提，即一个国家的贸易差额等于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差额。由此可推断，任何储蓄不足的经济体要想投资和增长，就必须从国外借入储蓄盈余，这就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贸易逆差。

中国cfa一级横色带图片虽然美国前任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战”，现任政府加倍推行保护主义政策，但这些问题早已存在，源于数十年来对于对外贸易在开放型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误解。美国一直将自己视为“无辜受害者”。上世纪80年代，日本是其所谓的“罪魁祸首”，现在是中国。美国还将责任归咎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过去五年中，美国通过阻挠WTO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实际上削弱了WTO的职能。

将这一问题归咎于他国是一种逃避责任的做法。如果没有国内储蓄的不足，就不会有贸易赤字，而贸易赤字主要是由美国国内造成的——联邦预算赤字过大，在国民收入账户中被计为负储蓄的结果。美国的预算赤字在疫情期间激增至本国GDP的13.3%。2022年至2023年，赤字仍卡在GDP的5.8%，几乎是1962年至2019年3.2%这一平均水平的两倍。此外，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基线预测显示，在未来十年内，赤字占比将保持在当前水平左右。

罗奇指出，这不是其他国家的错，而是美国政客有意识决策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策略看似奏效了。2018年至2023年，关税使中国在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中的份额减少了1388亿美元。然而，在同一时期，总体逆差却增加了1810亿美元。换句话说，尽管美国领导人试图说服选民说他们正在解决国家的贸易问题，但“解决中国问题”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空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