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和“隐”的目的都是为了掩盖权钱交易，必须用严密规范的制度机制来管住、盯紧、关牢，让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无处藏身，露出原形。

浙江省纪委监委坚持从案件中总结一般规律，又以一般规律指导办案实践。通过深入剖析近年来查处的案件，形成分析报告《当前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开发课程《新型腐败问题查处与认定》，并将发现的腐败新类型、新表现通过数据建模的方式固化下来，做到从查处一案向查处一类案的迭代升级。

“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件来看，很多新型腐败之所以‘新’，就在于其手段更加‘隐’，往往呈现潜伏期长、甄别查处难度大等特点，必须做好类案分析，深化对‘新’和‘隐’的规律性认识，加强对腐败的本质、根源、发生机理等问题的分析研究，破解实践难题，让新型不‘新’、隐性难‘隐’。”浙江省纪委监委第十一审查调查室负责同志说。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纪委监委紧盯“期权腐败”问题，深入开展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影响力插手工程项目谋私贪腐问题整治，加强对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监督，聚焦决策审批、招投标、竣工验收等关键环节推动强化监管，进一步减少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海南省海口市纪委监委对查处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案件进行归类分析，把表现形式、破解思路、证据标准等实践经验固化下来，通过发布工作提示、开展业务研讨培训等形式，提升类案识别查办能力。

杏林春暖新型腐败本质上是权力寻租的“异化”行为，但受益主体更为复杂，腐败方式更为隐蔽，导致腐败行为更加难以被发现和察觉。纪检监察机关注重从查处个案向解决共性问题拓展，系统梳理总结实践案例，全面分析研究表现形式、特征规律以及产生的原因，及时固化经验，着力破解发现、取证、定性难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电信纪检监察组在查办中国电信党组管理的干部邓某案后，针对该案暴露出的通过业务合作商参与融资担保业务投资获取高额利息、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等新型腐败、隐性腐败问题，深挖根源，并向案发单位上级党委提出纪检监察建议，督促针对案件暴露出来的企业管理监督缺失、离职人员围绕企业经商、法律风险防范不力等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

将个案查处与系统整治贯通融合，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易发多发的行业领域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推动开展集中整治，增强查处一案、警示一片、纠治一域的综合效果。

浙江省纪委监委针对金华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费跃忠案背后暴露出来的地方政府在国有纾困资金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向属地政府制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对纾困资金监管的监察建议》，推动属地政府制定出台《重大项目投后管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