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雨身边有因为高价彩礼没有结成婚的情况，“他们的婚房都快装修完了，但是彩礼数额没有达成共识，女方家庭可能没有安全感，需要金钱来作为保障”。

大学生闭思凯同样认为彩礼在结婚过程中是重要的，“现代社会看重男女双方的感情基础，但是彩礼能体现出男方家庭对女方的重视程度”。

“彩礼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从事影视行业的王梦雨认为，有人可能会把彩礼视为对未来生活的一个保障，但自己更在乎双方的共同付出，会考虑结婚以后建立一个家庭共同账户，解决日常开销问题。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长期从事彩礼问题研究，她表示，彩礼的习俗是长期存在的，这源于我国礼尚往来的传统，但近几年，高价彩礼在全国各地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不过，尔古克者发现，如今家乡的年轻一代基本不太在乎彩礼，更看重男女双方互相喜欢，而且，近年来当地发布的一些条例给了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更多婚恋信心。

梁海宇分析，高价彩礼的形成与攀比心理有很强的关联，“一个地区如果长久以来都是高价彩礼，有人拿得少了，其他人会笑话，会让人感觉没有面子”。

“我觉得彩礼最合适的用法，是作为小家庭的储备基金。”张晶晶认为，彩礼的用意之一是希望两个新人能好好生活，因为两个人刚组建家庭，可能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或不稳定性，有这样一笔资金做储蓄或应急会更好。

张晶晶周围同样有因为彩礼没谈妥而在婚前分手的案例，在她看来，这不仅是彩礼数额问题，更折射出了两人深层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例如是否真的看好对方，是否真的想组建一个家庭，“一段感情如果从一开始就不那么正确，或者带着其他目的，到了聊彩礼这一步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甚至谈崩”。

今年23岁的向潜，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在他看来，在男女双方相爱的情况下，彩礼不是很重要。他说，家乡那边的长辈也比较开明，不会太干涉彩礼，“彩礼数额一般都是图个吉利，13.88万元或18.88万元比较多，这也表示对女方的尊重”。

xxww作为男女双方缔结婚姻过程中的一项传统礼仪，彩礼蕴含着对新人的美好祝愿。如今，在结婚过程中，彩礼依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不少新人“卡”在了彩礼这一关。在一些地方，高价彩礼让新人为难，甚至成为结婚路上的阻碍。

谈及彩礼的用途，23岁的孙雨柔认为要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家里需要帮衬，可以一部分给家里，一部分留给自己的小家庭。

相比于婚前的彩礼，今年33岁的张晶晶更看重男女双方的相处情况、三观是否一致和两个人对未来的规划。她觉得，彩礼数额可以根据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条件而定，如果确实有困难，可以将数额定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如果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也可以通过稍微高一点的彩礼表达自己的感情，“但彩礼只是结婚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不要让彩礼成为双方感情的阻碍”。

靳小怡认为，高价彩礼问题与人口性别结构、社会习俗、消费主义和攀比心理加重等因素有关。破解高价彩礼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首先，要宣传倡导健康向上的婚恋观，让年轻人树立“提升个人能力”和“家业自己创”的奋斗观；其次，要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职业和就业的保障，帮助他们提高婚姻支付能力；再次，针对过高的婚姻支付负担，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能“一刀切”“一窝蜂”，要有温度地为青年婚恋“减负”。

邹以清和赵佳音是一对大学生情侣。邹以清觉得，彩礼可以有，但不应该是高价，“彩礼作为一种婚俗，有存在的意义，承载了对新人的祝愿，但是高价彩礼会使双方有经济上的负担，是没有必要的”。

年轻人怎么看待彩礼这件事？他们对待高价彩礼是什么态度？在中国青年报社出品的新一期《参数》节目中，多名青年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梁海宇前不久与女友领了结婚证，在结婚前双方家庭共同讨论了彩礼问题。梁海宇觉得，彩礼在结婚过程中是比较重要的，彩礼的数额可以根据家庭条件来定，如果超出自己家庭可承受的范围太多，则是不能接受的。

2022年，《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对抵制高额彩礼等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同年，凉山州民政局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凉山州治理高价彩礼深化移风易俗工作导则》，其中规定凉山州婚嫁彩礼最高不得超过10万元。

邹以清和赵佳音对于彩礼用途的观点较为一致，比较认同两个人建立一个共同账户，将彩礼钱存在里面，由双方商量如何使用、共同支配。

彝族男孩尔古克者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他的家乡，高价彩礼问题曾困扰不少年轻人，一些老一辈的人会希望要较高的彩礼。“之前我的堂哥娶媳妇，彩礼金额很高，父老乡亲一起帮着堂哥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