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彬代表则建议，持续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鼓励国有大型企业开办职业学校，对新生代建筑产业工人及有转型意愿和基础的农民工开展“培、育、用”职业教育，助力打造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针对这些情况，吕国泉委员建议，围绕维护大龄农民工就业权利和安全保障制定有关政策，不以年龄“一刀切”，让身体条件允许的大龄农民工在保证安全生产前提下实现充分就业。同时，政府有关部门、用人单位和工会等构建大龄农民工“链式服务”，将就业登记、技能培训、职业介绍等服务衔接起来，提高服务的精准性，并为大龄农民工提供再就业培训。加强服务大龄农民工零工市场建设，利用好大数据等技术收集大龄农民工的就业需求情况，实时发布用工信息。此外，“扩容”工伤保险，将大龄农民工纳入保障范围。

“建筑工人的老龄化比较严重。与此同时，很多农民工因为没有核心技能，只能在工地、工厂打零工。随着时代发展，推动传统农民工向新型产业工人转型迫在眉睫。”来自建筑业的邹彬代表表达了对大龄农民工群体就业状况的担忧。

光荣时代国家统计局界定，50岁以上农民工为大龄农民工。《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2.95亿人，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29.2%，人数已超8000万。有调查显示，大龄农民工继续就业面临不少门槛和问题：一是文化水平不高，接受培训机会少，难以适应当前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二是他们大多从事建筑业等高强度、低技能岗位，容易受到工伤和职业病的威胁，但工伤保险和职业健康保险等权益缺乏保障。